摘要：新出简帛文献对古籍释读和古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，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。本文结合上博简《容成氏》简45中的“尃（博）亦（弈）以为槿（嬉）”通假用例，认为《左传•庄公十一年》中“宋公靳之”的“靳”字，应读“嬉”，是“嬉戏、戏弄”的意思；马王堆汉墓帛书《春秋事语》中的“耻而近之”，也可读“耻而嬉之”；并梳理相关文献，对“宋闵公之死”进行一些探讨。
关键词:《左传》；靳；嬉；闵公之死；博弈
近年来，新出简帛文献不断涌现，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。新出简帛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裘锡圭先生多次强调其对古书校勘和训释的重要意义；诚如裘先生所说：“在利用新出文献校勘、解读古书方面，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。”[1]本文结合上博简《容成氏》中的通假用例，释读《左传》中的一例语词，并梳理有关文献探讨“宋闵公之死”的相关问题。恳请方家批评指正。
一、“宋公靳之”试解
《左传•庄公十一年》记述了南宫长万在乘丘战役中被鲁国活捉，之后，被宋人请求释放回了国。回到宋国，宋闵公却“靳”长万，并说了一番奚落的话。这件事为《左传•庄公十二年》“十二年秋，宋万弑闵公于蒙泽”埋下了伏笔。原文如下：
乘丘之役，公之金仆姑射南宫长万，公右歂孙生搏之。宋人请之，宋公靳之，曰：“始吾敬子，今子，鲁囚也。吾弗敬子矣。”病之。
该段语意比较明确，但“宋公靳之”的“靳”字，存在着不同的训释。《说文解字·革部》：“靳，当膺也。从革斤声。”[2]本指套在辕马胸部的皮革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认为：“靳者，骖马止而不过之处。故引伸之义为靳固。《左传》‘宋公靳之，吝其宠也。’”[3]
段玉裁认为“宋公靳之”的“靳”字，表示“靳固”，有“吝惜”之意。从上下文语境来看，段氏的说法值得商榷。历代学者多有讨论，认为“靳”字应表示“嘲弄、戏弄”之意。例如：
（一）服虔：“耻而恶之曰靳。”
（二）杜预：“戏而相愧曰靳。鲁听其得还。”[4]
（三）洪亮吉：“服虔云：‘耻而恶之曰靳。’（本疏。）《玉篇》：‘戏而相媿曰靳。’（杜同此）”。[5]
（四）杨伯峻先生：“‘靳音近，戏而相愧也。汉人犹有此语，见礼记儒行篇郑注。宋魏了翁《读书杂录》引寇莱公言行录有“有一青帏二十余年，或以公孙弘事靳之。’即用此义。”[6]
（五）胡安顺先生：“靳：嘲弄。”[7]
根据语境，我们认为“靳”确实表示“戏弄、嘲弄”之义，并非词义的引申，而是通假的关系。
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，
道光八年北江洪氏刻本。
新出上博简《容成氏》简45有一段描写商纣王沉迷酒乐之事，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，也启发了我们对“靳”字的训释。郭永秉先生在《上博简〈容成氏〉所记桀纣故事考释两篇》中做了很好的探讨。他根据古人常将“博弈”、“博”与“饮酒玩乐”相提并论，认为“尃亦以为槿”应读为“博弈以为欣”。此简叙述了纣王沉迷酒乐和博弈两件恶事。[8]我们认为郭先生的文字释读和史料分析极具启发性。其中，关于“槿”字的释读，在文章《补记》部分，郭先生提及陈剑先生的意见。陈先生认为“槿”应读“熙/嬉”，简文“博弈以为熙/嬉”文从字顺，进一步指出：“上已说欣喜之‘欣/欣’与‘喜’当为同源词，而嬉娱、嬉戏之‘熙/嬉’当然跟喜乐之‘喜’也有很近的同源关系，所以读‘槿’为‘欣’与我所说读为‘熙/嬉’可以说也并非截然对立，但其词既已分化，用各有当，恐还是读为‘熙/嬉’更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。”[9]
郭先生读“槿”读“欣”，表示“嬉戏”。陈先生认为“槿”直接读为“熙/嬉”。结合古书和古文字通假用例，文部和之部关系密切。[10]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斤”声字与“喜”声字之间有通假和异文用例，例如：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中的人名曹公子“欣时”，《公羊传·成公十六年》作“喜时”；《礼记·乐记》“天地欣合”，郑玄注：“欣读为熹。”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欣，喜也。”我们认为““靳”与“欣”都从斤声，因此，“靳”字也可读“熙/嬉”，表示“嬉戏、戏弄”之意。在古书中，“熙/嬉”与“戏”用例和词义相近，例如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“靖郭君将城薛”章有“鄙臣不敢以死戏”，《新序·杂事》作“臣不敢以死戏”；《淮南子·人间》作“臣不敢以死熙戏。”高诱注：“熙，戏也。”
在诸家训释中，杜预的说法“戏而相愧曰靳”最为合理。只不过，“宋公靳之”应读“宋公熙（嬉）之”，意思是“宋公戏弄他”。
马王堆汉墓帛书《春秋事语》中的《长万章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：
今罪而弗诛，耻而近之，是绝亓（其）几而臽（陷）之恶[11]□□□
郭永秉先生认为：“我认为帛书的‘近’就应当读‘戏而相愧’讲的‘靳’。‘近’、‘靳’二字皆从‘斤’得声，‘近’是群母文部字，‘靳’是见母文部字，古音非常接近，可以相通。‘耻’是羞辱，‘靳’是嘲弄、戏弄，意义相关而侧重不同，‘耻而靳之’主要应是针对闵公在长万回国后对其所讲的话而言的。”[12]帛书《春秋事语》与《左传》的记述具有一致性，我们认为《春秋事语》中的“耻而近之”，也应读“耻而嬉之”。
二、“宋闵公之死”的
文献学考察
古书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，时有差异且详略不同。前人已注意到这种古书通例。明代学者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二十三“秦汉书多同”举出了很多古书内容复出的例子。[13]近年来，在简帛古书的启示下，很多学者考察这类现象。[14]梳理同一事件在不同古书中的复出现象，有助于探讨古书的史料来源，有助于古籍释读和史实复原。
关于“宋闵公之死”，见于不同文献，略作梳理如下：
（一）《左传•庄公十二年》：十二年秋，宋万弑闵公于蒙泽。
（二）《公羊传》：万尝与庄公战，获乎庄公。庄公归，散舍诸宫中，数月然后归之。归反为大夫于宋。与闵公博，妇人皆在侧。万曰：“甚矣，鲁侯之淑，鲁侯之美也！天下诸侯宜为君者，唯鲁侯尔！”闵公矜此妇人，妒其言，顾曰：“此虏也！尔虏焉故，鲁侯之美恶乎至？”万怒搏闵公，绝其脰。
（三）《韩诗外传•卷八》：宋万与庄公战，获乎庄公。庄公败舍诸宫中，数月，然后归之，反为大夫于宋。宋万与闵公博，妇人皆在侧，万曰：“甚矣！鲁侯之淑，鲁侯之美也，天下诸侯宜为君者、惟鲁侯耳！”闵公矜此妇人，妒其言，顾曰：“尔虏，焉知鲁侯之美恶乎？”宋万怒，博闵公，绝脰。
（四）《史记•宋世家》：十一年秋，愍公与南宫万猎，因博争行，愍公怒，辱之。曰：“始吾敬若；今若，鲁虏也。”万有力，病此言，遂以局杀愍公于蒙泽。
此事还见于《新序•义勇》、《春秋繁露•王道》等古书篇章，内容与《公羊传》记载大体相同。相比于《公羊传》，《左传》对此事的记述稍显简略。春秋史事辗转流传过程中，伴有亡佚、变异、增饰等多种可能，因此，产生了叙述角度、情节详略、史事评价、字词文句等方面的差异。《春秋》三传各有特点和侧重，有些史实可以相互补充。
通过以上的梳理，我们认为：
（一）《左传》记载可能有割裂错置
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。
关于“宋闵公之死”，《左传》记述简略；《公羊传》《韩诗外传》《新序》《春秋繁露》的记载较为详细，具有明显的一致性。杨伯峻先生认为：“此与下年传‘十二年秋，宋万弑闵公于蒙泽。’本为以传，后人误析，割裂在此。征之《史记•宋世家》尤可证。”[15]杨先生的“割裂”之说，非常合理。我们认为根据相关文献，“宋人请之”与“宋公靳之”之间，应该有割裂错置，否则显得非常突兀。这种情况已有学者讨论，例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六年经前、二十五年传后有一段独立的“传曰：会于夷仪之岁，齐人城郏。其五月，秦、晋为成。晋韩起加秦莅盟，秦伯车如晋莅盟，成而不结。”杜注曰：“传为后年修成，起本当继前年之末，而特跳此者，传写失之。”《释文》云：“此传本为后年修成，当续前卷二十五年之传，后简编烂脱，后人传写，因以在此耳。”[16]李零先生从出土语类文献考察《左传》的成书过程，认为《左传》的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事语类古书，按照《春秋》剪裁，插进其年月顺序之中。这种整理留下了加工的痕迹，有些记载被割裂，“比如《左传》桓公元年讲宋华父督在路上遇见孔父嘉（孔子的祖先）的妻子，‘目逆而送之，曰美而艳’，和次年华父督攻孔氏，‘杀孔父而取其妻’本来是同一故事，只因见色在前，杀人在后，两者不在同一年，所以被割裂成两段。”[17]
（二）史实记述的源流关系
杨伯峻先生推测：“《史记》言因博争行，盖参用《公羊传》……魏徐干《中论•法象篇》：‘宋敏碎首于棋局。’亦用《公羊》。”[18]近年来，学者们结合出土简帛探讨古书的史料来源。李零先生认为上博楚简中与《春秋事语》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类似的古书，约有二十种，“它说明，春秋战国时期，语类或事语类的古书非常流行，数量也很大。同一人物，同一事件，故事的版本有有多种。这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。……《左传》也是这样，它肯定是利用了事语类的古书，即与今《国语》类似的材料而编成。”[19]古书相同或类似内容的比较辨析，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彼此的源流关系。但是，在很多情况下，我们不可简单地判定为因袭关系，有时可能是同出一源的关系而非简单地因袭。古书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。[20]李学勤先生认为清华简《金滕》和今本《金滕》“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。”[21]从宋闵公被弒的地点来看，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明确提到了“蒙泽”，具有明显的一致性；从被杀的情节来看，《史记》与其他诸书都提到了“博”或“局”，在博弈过程发生的弒杀。古书中常“博弈”和“田猎”连言，例如《淮南子·泰族》：“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，则问识必博矣。”《公羊传》《韩诗外传》《新序》《春秋繁露》都谈到了“博弈”，情节比较一致，具有明显的同源关系，无法断定所谓的“源”和“流”。这种文本的记述差异，可能由于不同的叙述体例和史料来源。近年，清华简《系年》《子犯子余》《晋文公入于晋》《郑武夫人规孺子》《越公其事》等可与《左传》对读，其中《郑武夫人规孺子》即《左传》中的《郑伯克段于鄢》，但叙述情节差异明显[22]；《越公其事》与《国语·吴语》、《越语》密切相关，但人物描写、故事情节方面不尽相同。[23]《左传》“宋闵公之死”的记载或源于特定的叙事体例和史料。因此，我们推测宋万在蒙泽田猎过程中，与闵公博弈的过程中，弑杀了闵公。闵公被弒的原因，《公羊传》类古书认为：宋万赞美鲁庄公，导致闵公侮辱戏弄他，宋万被激怒而弒君；《史记》则认为“因博争行”。目前的材料不足以还原事实细节，期待新出简帛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新史料。
三、余论
在《春秋》经传的成书过程中，文本形成具有多元性的特点。李守奎先生利用清华简复原“鸡父之战”中谈到：“伍之鸡又称伍鸡、鸡父，是伍员之弟，据《系年》与《越公其事》所载，确有其人，史书失传……可以看到，战国时期对鸡父之战有不同角度的记载，流传着不同的故事，后代学者进行不同的整合。”[24]新出简帛古书不断地证实这种现象。正如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（贰）》整理者韩巍先生所说：“汉简本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古书文本传承与演变的复杂性。汉简本中的很多实例，有力地证明古书文本的演变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，而是多条线索相互交错的复杂‘网络’。┈┈古书文本的演变既有同一版本系统的传承、延续，也有不同系统之间的交互影响。古书传抄过程中的不断加以校订、改动，文本与解读方式相随而变，实际上相当于一种‘再创造’。”[25]通过梳理“宋闵公之死”的文献记载，让我们看到经书文本形成的复杂性。新出简帛有助于厘清传世古书的史料来源，有助于史实的复原探究。简帛古书的通假用例对古籍的校读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。
注 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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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详见刘娇《言公与剿说——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现的现象》，线装书局，2012年，页1。
[2][汉]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，页61。
[3][清]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页109。
[4][西晋]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页156。
[5][清]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页243。
[6]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页189。
[7]胡安顺《春秋左传集解释要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页71。
[8]郭永秉《上博简〈容成氏〉所记桀纣故事考释两篇》，《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页155—173。
[9]《上博简〈容成氏〉所记桀纣故事考释两篇》，《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》，页171—173。
[10]陈剑《甲骨金文旧释“尤”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》，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，线装书局，2007年，页59—80。
[11]“恶”字考释，见郭永秉《马王堆汉墓帛书<春秋事语>补释三则》，《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页257-262。
[12]郭永秉《马王堆汉墓帛书<春秋事语>补释三则》，《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页259-260。
[13][明]郎瑛《七修类稿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9年，页247—248。
[14]刘娇《言公与剿说——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现的现象》；单育辰《楚地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对读之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；邬可晶《<孔子家语>成书考》，中西书局，2015年；李锐：《同文与族本——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》，中西书局，2017。
[15]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页189。
[16]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页1109；关于《春秋》经传的错简问题，前人已有论述，参看徐建委《<春秋>“阍弒吴子余祭”条释证——续论<左传>的古本与今本》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5期。
[17]李零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，三联书店，2008年，页298。
[18]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页189—190。
[19]李零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，三联书店，2008年，页297—300。
[20]李锐《从出土文献谈古书形成过程中的“族本”》，氏著《同文与族本——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》，中西书局，2017年，第223页。
[21]李学勤《清华简九篇综述》，《文物》2010年第5期，页55；谢维扬先生也提出“古书成书过程中文本形成的多元性质”，《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质量》，《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——“故事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”论文集》，中西书局，2015年，页122。
[22]李学勤主编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六）》，中西书局，2016年，第103页。清华简的叙事主要通过对话展开，并无传世本《左传》中的郑伯“欲擒故纵”、黄泉赋歌等情节。
[23]李学勤主编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七）》，中西书局，2017年，第112页。清华简《越公其事》中的夫差谦卑至极，伍子胥听完夫差许成的说辞，“申胥乃惧，许诺。”并无传世本《国语》中的强谏与坚持。
[24]李守奎《清华简中的伍之鸡与历史上的鸡父之战》，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》2017年第2期，页112—113。
[25]韩巍《西汉竹书<老子>的文本特点和学术价值》，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（贰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页224-225。
参考文献
[1]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59年。
[2]何建章《战国策注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。
[3][汉]韩婴撰、许维遹校释《韩诗外传集解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。
[4]何宁《淮南子集解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。[5][汉]司马迁撰《史记》（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）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。
[6]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，中西书局，2010年。
[7]裘锡圭：《裘锡圭学术文集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。
[8]裘锡圭：《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》，《出土文献》（第四辑），中西书局，2013年。
本文原载于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，
2018年第3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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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何家兴，1981年9月，安徽无为人，文学博士，研究生导师，济南大学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，文学院副院长，主要研究方向：出土文献与文学交叉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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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梁重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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